Photo Credit：林特 #01：鳥卦 Photo Credit：林特 從慈祐宮媽祖廟前出發，往饒河夜市的方向走，在經常大排長龍的胡椒餅旁邊，有一個掛著大大「鳥卦」招牌的小攤子。

文：劉宥彤 【自媒體時代的媒體情商】 公關公司的工作內容除了要為客戶創造正面曝光，也有責任為客戶管理負面議題。我們之前在客戶的案例裡，也會看見有些惡意客訴是隱藏著利益而來，但是面對大眾和媒體，仍然只有一個標準，就是回歸到我們所說的道德，並且要符合大眾的基本是非判斷。

這就是有些網紅原本說得振振有詞，一看輿論方向不對又要出來澄清道歉的緣故。總的來說，所謂的「媒商三要素」就是：道德、智商與同理心。這是一種綜合能力，或許不見得大家都很完備，所以一般人至少要做到的策略是保持良好態度，只說準備好的內容，多說不如少說。但有一次，客戶發生了被人恐嚇要在店頭丟雞蛋的事件，我想偷偷去觀察是否真的有人去店頭鬧事，沒想到竟然有媒體也收到情報，一不小心在現場被認出是客戶的公關公司，媒體一擁而上，我竟然就低著頭在大馬路上演被媒體追的戲碼。只有在道德上觀念正確，情感上能與之共鳴，才可能做出恰當的表達，挽救自己脫離輿論的風暴。

加上現今每個人都可以是自媒體，都有發聲管道，過往事件在媒體上看到千篇一律的內容，而現在任何事都有網友或素人專家抓出細節或爆料，比起經過設計的樣版文章，更讓人覺得真實有趣。第三，需要有「同理心」。Photo Credit: Reuters / 達志影像 戰略轟炸機運用的演變 其實戰略轟炸機的運用，在過去76年來經歷了各種不同的改變，不過有一個大原則卻始終為美國空軍銘記於心，那就是戰略轟炸機不只是一款威力強大的軍事武器，還有不可低估的政治效應。

儘管以中國為基地，美軍的大原則仍是禁止蔣中正將B-29投入中國的對日作戰上，以將所有資源用於空襲日本本土。儘管中共和俄羅斯尚無法打造出能與美國相抗衡的戰略轟炸機，然而他們所研發的高超音速武器、中程彈道飛彈以及反艦飛彈仍對美軍的海外前沿基地還有航空母艦帶來巨大威脅。所以美國空軍雖然會基於軍事需要將戰略轟炸機派往盟國領土駐防，可是戰略轟炸機的指揮權永遠牢牢掌握在參謀首長聯席會議（Joint Chief of Staffs）手中。不列顛空戰（Battle of Britain）中，對英國實施戰略轟炸任務的德國空軍遭英國皇家空軍的噴火和颶風兩款戰鬥機打得落花流水。

畢竟德國空軍的Do 17轟炸機、He 111轟炸機、Ju 88轟炸機、日本海軍的九六式陸上攻擊機、一式陸上攻擊機、日本陸軍的九七式重爆擊機都是航程有限而且掛彈量不足的雙引擎戰術轟炸機，完全無法與四引擎的B-29相提並論。打自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以來，具備長程飛行火力、攜掛龐大炸彈並且全身上下佈滿防空機槍的戰略轟炸機，因為只要起飛之後就如同發射出去的砲彈一般不可攔截，被當時信仰空權論的歐美戰略家視為無畏艦（Dreadnought）以來最具政治潛力的武器。

然而直到2019年伊斯蘭國被消滅為止，即便戰略轟炸機支援的對象早已不限於美軍，也涵蓋了庫德族在內的眾多美國地面友軍，但是這些友軍如果真的需要美國派出轟炸機支援，還是需要依賴美國派出的聯合終端攻擊管制員（Joint Terminal Attack Controllers）協助。他們深信無論是多麼好戰的國家，都會屈服於戰略轟炸機凌厲的空中打擊之下。既然連美國空軍的F-22、F-16與F-15都沒有為B-52H、B-1B及B-2A提供護航的必要，盟國空軍也就更沒有與美國戰略轟炸機進行作戰整合的機會。76年過去了，美國空軍戰略轟炸機以B-29為源頭，歷經了B-36與B-47等過渡型機種的發展，仍是當今美國實施核子威懾的決定性力量，由B-52H同溫層堡壘式噴射轟炸機、B-1B槍騎兵式超音速轟炸機與B-2A精神式隱形轟炸機所共同組成。

不過隨著中共與俄羅斯的威脅與日俱增，如今美國空軍對戰略轟炸機的運用也有了調整。其實這項政策針對的也不是只有中國戰場，畢竟戰略轟炸機的政治象徵實在是太高，印緬戰場上的蒙巴頓將軍和西南太平洋戰場上的麥克阿瑟將軍同樣被禁止干預B-29轟炸機的行動。於是從2019年開始，強化與友邦合作的「轟炸機特遣隊」概念便應運而生。二戰結束後，為了避免戰爭局勢升級，美國空軍雖然將B-29和B-52等戰略轟炸機投入韓戰與越戰，但多數時候卻是把他們當成戰術轟炸機使用，甚至為地面部隊提供密接空中支援（Close Air Support）。

國民政府也沒有因為日軍對重慶的疲勞轟炸，放棄對侵華日軍的抵抗。與盟國空軍以及地面部隊的合作需求有了顯著的提升。

而且不只是蔣中正，就連美軍第14航空軍司令陳納德（Claire L. Chennault）都沒有B-29的指揮權。可是一如筆者前面所言，戰略轟炸機是一款具有高度政治意義的武器，隨著擁有龐大航空武力的俄羅斯與中共再度被美國視為威脅的主要來源，首先戰略轟炸機就不可能在與這兩個國家開戰時，如過去轟炸恐怖份子般獨來獨往下去

這樣的態度所造成的影響就是所選出來的官員幾乎沒有真材實學，也給學術界留下了不好的影響。相反的，台灣與中國必須設計出一套能在短時間內使受訓者獲得完足知識的制度，近似於科舉的升學體系便是當權者給出的答案。而為了考試拿起書本就是那條最簡單的路線，在選擇時自然以它為首。舉例來說，高社經地位的家庭便能給予孩子貧窮家庭無法企及的經濟與文化資本，將此因素忽略的學子便會將自己跟他人因資源差距而形成的劣勢歸因於自身的過失，這將導致他們無法覺察自身所處的弱勢情境並為自己發聲。到了清朝時，科舉的內容已逐漸跟時代脫節，參加此考試的意義已跟學習完全無關，純粹是為了求取功名。若是將自己的思考限縮在「努力就會成功」的框架中，其他對於社會地位造成影響的因素就會遭到忽略。

而一眾家長也深受其影響，絕大多數的華人家長都會嚴苛的要求孩子的成績，因為他們相信這是出人頭地的不二法門。到了明代，掌權者為了嵌制士子的思想，限定科舉考試的文章需以八股格式呈現。

像台灣與中國這樣的開發中國家有個特點，那就是它們需要快速產出大量人才來使產業在短期內飛速成長。這時，正式的官場上已經很難見到真正的知識分子了，大部分的官員都是為了考試而拿起書本的。

拿起書本在那個時代來說是在各方面能獲得最大效益的事，「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的心態也因此得到再度強化。本次要討論的是在中華文化中為人詬病的考試至上心態，並追溯其流變、形成、以及對台灣社會可能造成的影響。

雖然科舉制度已遭廢除，然其所形塑之唯有讀書高之心態已深植於所有華人的心中。功利主義強調的是得到最大的快樂。即使上層階級的確不該為了自身之既得利益而向大眾傳輸特定價值觀，幾近所有學子皆努力為考試而讀之社會現象卻是由上下階層共同構築的。然而，掌權者對此制度的調整使科舉逐漸將士人對知識的態度帶往錯誤的方向。

因為有了這樣的背景，「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的心態才會形成。從元代開始，已經有投機的士子只願意讀考試會考的《四書》，對其他書籍則棄如敝屣。

這本應給台灣帶來了多重交織的文化風景，但中華文化的強勢性卻給本土的風俗帶來災禍。以功利主義的角度來看，當時的平民會對科舉趨之若鶩的現象相當合理。

這樣的心態最早是形成在北宋時期的科舉。隨著西力東漸，掌權者也意識到了科舉內容的不合時宜，最終在光緒年間廢除。

這就是在後科舉時代再次形塑「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心態的過程。而傅樂成先生在其的歷史著作中更提及因宋室信用文人，才會造成科舉為世所趨。在宋代，要成為官員不需要顯赫的家世背景，只要願意下苦功讀書就可以了，這使階級流動的速度倍速成長。當時的人民也因經濟正在起飛使他們無暇顧及教育而對此制度欣然接受，但事後因為此制度的方便易達性而使人民並無要求變革，此制度與其構築的心態便因此而定型。

隨著時序流轉，科舉制度日益興盛。依據錢穆先生的說法，北宋當時的時代背景雖然相當嚴峻，但自太祖時代便持續堅持著不讓軍人掌權，故而對文人多有禮遇。

這時的士人對知識的態度已逐漸從增進品德轉變為一種工具性的存在。然而，另一方面來說它也促使了投機心態的產生。

因此造就了文人的特殊身分。以當時的社會背景來看，考上科舉不只能使自己從今而後衣食無憂，還能使親族以及祖先面上有光，是意義上的快樂，所以讀書便成了效益最大也最該被選的人生方向。